宋代建立了极为完善的歌妓制度，歌妓群体的内部，分为几个等级？
官妓是官府直接掌控的群体，地位在三种里相对最高，也最受制度约束。中央层面有教坊和云韶部，专门养着一批经过严格挑选的女子，供宫廷使用。地方上则是州县乐营里的营妓，由官府统一登记、管理，平时住在乐营里，定期训练歌舞。军队驻扎的地方也有营妓，性质类似。官妓的主要任务是为公家宴饮服务，比如迎接新官上任、送旧官离任、接待过路使节、地方重大庆典，这些场合都少不了她们出来唱曲劝酒。制度规定得很清楚，官员私下与官妓发生亲密关系属于严重违纪，处罚极重，甚至十年内不得叙用。这种严格管控恰恰保证了官妓能长期接触各地文人士大夫，也让她们成为词在官僚阶层传播的重要桥梁。很多词人到任一地，席间听到的往往是前任留下的作品，就是靠这些官妓口耳相传，一代一代唱下来。
家妓属于私人蓄养，主人多是中高级官僚、富商或者有闲的士人。宋朝风气开放，皇帝有时还公开鼓励臣子多置田宅、蓄歌儿舞女，以此消磨志气、笼络人心。家妓数量一般不多，几人到十几人不等，住在主人宅院深处，日常就是给主人解闷，或者在家宴请宾客时出来表演。传播范围非常有限，因为她们基本不出家门，接触的人也就是主人及其圈子里的熟客。主人填了新词，家妓当场唱几遍，热闹一阵子，宴席散了也就完了。除非主人家道败落，家妓被卖掉或遣散，那些词才有可能跟着流落到社会上。相比官妓和市妓，家妓对词的广传贡献最小，但她们的存在反映了当时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：词不仅是艺术，也是私下里消遣和炫耀的资本。
市妓是数量最大、分布最广的一类，活跃在城市勾栏瓦肆、酒楼青楼里，直接面对普通市民和中下层文人。北宋东京那种繁华景象，瓦子勾栏夜夜笙歌，市妓就是主角。她们没有固定主人，也没有官府乐籍的严格管束，靠卖艺为生，收入全凭客人打赏。市妓接触的社会面最杂，从进京赶考的举子到行商贩夫，都能成为听众。尤其那些年轻举子，离家几千里，囊中稍有余钱，又没人管束，最容易沉迷其中。市妓唱的词往往通俗直白，贴近生活，特别容易引起共鸣。柳永的词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火遍全国的。他的作品大量描写市井男女情感，用日常口语写男女缠绵，主流文人嫌俗气，可市妓爱唱，客人爱听，一传十十传百，很快就覆盖了从汴京到外郡的酒楼茶肆。市妓的演唱让词真正走下庙堂，变成市民文化的一部分，这一点在宋代文学史上意义重大。
三种歌妓的分野不是随意划分，而是跟宋代社会结构紧密对应。官妓服务权力中心，家妓服务私人圈子，市妓服务大众市场。词的传播也因此呈现分众化特征：宫廷里唱的多是颂圣粉饰太平的调子，士大夫家宴唱的多是闲情逸致的小令，街头瓦肆里唱的多是酸甜苦辣的市井词。不同群体选词的标准也不一样，官妓要顾及听众尤其是上位者的喜好，家妓看主人脸色，市妓则更直接迎合听众情绪。这种分层让词在各个阶层都找到了生存空间，也让宋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传播最广、影响最深的体裁之一。
南宋以后情况有所变化。靖康之变后，北宋那种奢华的宫廷乐制难以为继，高宗初期甚至下诏禁乐十余年，教坊几度废置又恢复，宫妓规模大幅缩减，词从宫廷向民间的重心转移更明显。地方官妓和市妓的作用反而凸显出来。市妓继续唱着那些通俗的作品，柳永的词在南宋依然流传不衰，甚至影响到后来戏曲的形成。整个宋代，歌妓制度虽然把她们牢牢绑在贱籍里，命运多舛，但客观上为词的繁荣提供了土壤。没有这些在不同场合开口唱曲的女子，宋词恐怕很难达到那种“凡有井水饮处，即能歌柳词”的普及程度。
回看这段历史，总觉得有点唏嘘。那些唱词的女子，大多出身寒微，一辈子在乐籍里打转，唱尽了别人的喜怒哀乐，自己却难有真正的主宰权。可正是她们的喉咙，把一代又一代文人的心血送到了千家万户。宋代歌妓制度的严密和等级分明，既是当时社会控制的体现，也是词这种文艺形式得以大放异彩的特殊条件。历史就是这样，常常在最矛盾的地方，生长出最耀眼的光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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