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8年，蒋经国去世的时候，将位置传给了李登辉，但以他的实力和威望，完全可将台湾省交由他的3个儿子接棒，要知道，当时蒋经国的长子蒋孝文55岁，次子蒋孝武43岁，三子蒋孝勇40岁，再不济，他还有一女。从年龄上看他们都有资格，但他为何选了表里不一的李登辉？
1988年1月13日，台北笼罩在湿冷的冬雨中。
傍晚7点，蒋经国在吐血中停止呼吸。
几小时前，他在病榻上签下最后一份人事命令。
权杖没有如外界揣测的那般流向蒋家第三代，而是落在“副总统”李登辉手中。
这不是一个酝酿多年的安排，这是一盘走到绝境的死棋。
蒋经国并非没有想过“传子”。
父亲蒋介石为他铺了四十年的路，他也曾试图为蒋家第三代铺路。
这个期望最先落在长子蒋孝文身上。
作为长孙，蒋孝文1949年随祖父抵达台湾时，不过14岁。
蒋介石对这个长孙寄予厚望，亲自过问他的教育。
过度的溺爱毁了这个年轻人。
蒋孝文进入凤山陆军军官学校，散漫的作风让他无法适应军旅生活。
赴美留学期间，他因屡次闹事被驱逐出境。
更致命的是，长期放纵的生活摧毁了他的健康。
1970年，34岁的蒋孝文因糖尿病并发症突发昏迷，一个卧病多年、声名狼藉的长子，如何扛起领导重任？
长子倒下，蒋经国将目光转向次子蒋孝武。
蒋孝武比哥哥幸运。
他拥有德国慕尼黑政治学院硕士学位，表面上更符合接班条件。
蒋经国开始为他铺路，让他接触情报、党务等核心系统。
转折发生在1984年。
那年10月15日，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（笔名江南）在美国遭枪杀。
调查证据指向蒋孝武涉嫌幕后策划。
案件引发政治海啸。
美国当局施加巨大压力，台湾内部对“特务治国”、“权力世袭”的批评声浪达到顶峰。
为保住政权稳定，蒋经国不得不公开宣布“蒋家人不会也不能接班”，并将蒋孝武外放新加坡。
这个决定，实质断绝了次子的政治生命。
三子蒋孝勇很早就对政治表现出冷淡。
他看得很清楚，蒋家的威权统治模式已失去人心，强行涉足政坛只会引火烧身。
他选择专心经营自己的商业帝国。
女儿蒋孝章对政治毫无兴趣，早早结婚，远离权力中心。
三个儿子，一个重病，一个政治生命终结，一个志不在此。
传子之路，在现实面前撞上三堵高墙。
就在蒋家接班计划接连碰壁时，台湾内外的政治气候正在剧变。
1979年1月1日，中美正式建交，台湾当局在国际社会陷入空前孤立。
岛内经济起飞带来社会结构变化，党外运动风起云涌，民众要求民主化、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。
延续数十年的威权体制摇摇欲坠，“万年国代”和家族统治成为众矢之的。
蒋经国晚年看到了这股不可逆的潮流。
他开启“政治革新”，包括解除戒严、开放党禁报禁。
这种背景下，强行扶植儿子上位等于政治自杀，可能让国民党政权提前崩溃。
时间不在蒋经国这边，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。
糖尿病并发症折磨着他，视力严重衰退，腿部坏死，出入靠轮椅。
必须尽快找到能维持局面的人。
他最初属意“行政院长”孙运璇。
孙运璇能力出众，清廉勤政，是党内公认的“技术官僚”典范。
1984年2月24日，孙运璇在会议上突发脑溢血中风。
虽经抢救保住性命，但他失去了行动和语言能力，政治生命戛然而止，这个意外彻底打乱了蒋经国的布局。
内无嗣子可传，外有压力待解，首选接班病废——在三重困境中，李登辉作为“替代选项”进入蒋经国的视野。
李登辉是农业经济学博士，技术官僚出身，在本省籍精英中具有代表性。
他符合蒋经国推动“本土化”以缓和省籍矛盾的政策方向。
关键在当时所有人眼中，李登辉是个“安全”人选。
他背景单纯，明确反对“台独”，曾公开表示“中国从来没有抛弃台湾，台湾也绝不能忘掉中国”。
这一切让蒋经国相信，这是一个可以驾驭的过渡人物。
选择李登辉，既能安抚本省籍民意，又能依靠国民党内庞大的大陆籍官僚体系对其形成制衡。
蒋经国或许设想，未来仍有回旋余地。
1984年，蒋经国提名李登辉为“副总统”。
这被普遍解读为确立接班人的信号，四年后蒋经国逝世，李登辉依法继任。
后来的历史证明，蒋经国和国民党内许多元老都看错了人。
李登辉并非没有政治野心，他擅长隐忍和伪装。
一旦大权在握，他操弄族群政治，分化瓦解党内反对派，一步步巩固权力，最终将国民党引向偏离“一个中国”的道路。
蒋经国基于当时信息和个人判断做出的选择，为日后两岸关系的波澜埋下伏笔。
回望1988年那个冬夜，蒋经国没有选择。
这盘棋，从蒋孝文倒下那刻起，就注定没有赢家。
在病榻上签下名字时，蒋经国或许已经明白，他不仅交出了权力，也交出了蒋家在台湾统治的最后一个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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