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1年，国民党女特务王化琴，被解放军战士押上刑场准备枪毙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大喊道：“枪下留人，首长说这个女特务是好人！”
抗战时期，川康地区一直是中共地下组织的重要活动区域。川康特委负责发展青年力量、维系秘密联络，而康乃尔正是其中的骨干人物之一，长期在成都、重庆一带活动。
那时军统系统已全面展开情报控制，尤其是邮电检查机构，对通信进行严密监控。任何一封信件、任何一段电报，都可能成为抓捕线索。
王化琴正是在这样的机构中任职。1930年代后期，王化琴留学日本归国后，进入国民党情报体系，从事邮件与电报的检查工作。
军统由戴笠直接指挥，制度严格，人员流动受限。掌握外语的人被视为技术骨干，负责破译日军通讯，同时也参与筛查国内可疑通信。正因为岗位特殊，王化琴能够接触到内部抓捕计划。
1940年前后，成都地下组织活动频繁，军统多次组织突袭行动。据相关史料记载，成都茶馆曾被地下党员用作联络点，这类场所人流复杂，便于掩护身份，但一旦暴露，后果极为严重。
王化琴正是在内部档案中发现了一次针对地下组织的抓捕部署。那次行动一旦成功，很可能牵出整条联络线。
王化琴做出决定的那一刻，没有任何人知道。她明白军统内部对“通共”行为的处置极为严厉。史料显示，类似案件一旦成立，多数直接处决。
王化琴没有留下书面痕迹，而是用极端方式脱身，绕过监视，赶到成都现场。康乃尔当时正与几名同志在茶馆内活动，接到警示后迅速撤离。几分钟后，军统人员赶到，却扑了空。
地下工作本就讲究隐蔽，王化琴随后遭到内部审查，被长期限制行动。1941年前后，王化琴离开军统系统，回到四川广元一带任教。抗战结束后，局势变化，许多曾在国民党机构工作的人面临新的身份审视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。1950年至1953年间，大量曾在旧政权中任职的人员被重新审查。
王化琴因地主家庭出身，又有军统经历，被划入重点对象。按照当时政策，这类人员若无特殊情况，多被严厉处理。
刑场上的那封信，成为关键转折。四川省有关部门随后组织复查，调阅旧档案，并走访当年地下党员。
几名知情人员提供了证言，确认当年成都茶馆事件确有其事。调查结果显示，王化琴在军统期间未参与迫害行为，反而存在保护地下人员的事实。
最终，处理意见发生变化。王化琴被免除死刑，改为管制处理。这种处理方式，在当时属于对有“立功表现”人员的从宽政策。
管制期间，王化琴被安排从事劳动，每天按时集合，完成清扫与搬运任务。几年后，政策允许其重新参与社会工作。由于王化琴具备外语能力，被安排回到学校任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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